近年学界对日记的史料价值日益看重，最典型的表达即如谢泳先生所概括的：“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基于这种认识，大量的日记尤其是近现代人物的日记因此得以顺利发掘、出版，可谓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从当前的情况看，日记出版所需要注意的，不在于“锦上添花”地将已经问世的日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升级”重
一
在从上海飞赴东京的途中，作为一个胜利国的代表，梅汝?有着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日记开头就写道：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二十多天连绵不断的淫雨停了，“这是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碧蓝天色日东升，大有仲春气象，和昨日阴雾重重的情景大不相同。事虽出于偶然，它却使我内心中觉着十分愉快，格外兴奋。”他与旅途中邂逅却对他尊敬有加的美国军官麦克乐谈笑风生，而对同机的两个日本人，感觉“表现很卑怯和蔼，很想和我接近的样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初次踏上八年来浴血抗战的敌人的本土，感想自然很多。按理，梅汝?应该有一胜利者的自豪和惬意。确实如此，到达日本的第三天，他甚至抱着一种清闲的心情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安静读书。“今天这样安静的环境，这样清闲的心情，不用说当然是我读书的好机会了。”但当暂时的轻松转瞬即逝后，另一种沉重很快无可抑制地袭上心头。除了审判程序的迟迟不启动让人“闲得有点难受”（原定４月１５日提出起诉书，但直到４月２６日起诉书千呼万唤始出来，５月３日，也就是距日本投降签字的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已经八个多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开庭了）更为突出的，是身在异国，犹如置身于一组明亮的镜子前，更容易反观出自身的处境与形象，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对祖国命运的深挚牵挂。为了争取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他“小题大做”地与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老法官威廉・威勃等作斗争，最终赢得了以受降签字先后为序排列法官席次，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的胜利；在对战犯量刑时，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梅汝?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并声明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这些浓墨重彩在历史上一向受到后人的铭记与称颂。但一些小事情，却如蚂蚁般不停地啮噬着梅汝?的心灵。
首先是战事方休的纷纭之中，中国在对日本外交方面的马虎低效与缺乏通盘考虑。这位大法官想写封家信，也没人能带回去。“想到这里，我内心中愤恨而又惭愧。日本被占领已经半年多了，而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通信的办法?连在日本的中国官吏家信都无法寄递。这是何等的可憾！”过了几天，正在东京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中央大学校长顾一樵（顾毓?，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搭机回上海，梅打算要请他带一批信到中国去邮发。梅汝?再次发出类似的感叹：“提起中日通信，也叫人感慨万分。中国人在这里有这许多，日本投降也半年多了，而一个中日通信的正常方法都没有办出来。有的人来了两三个月，连一封家信都常收不到。除了托朋友代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方法了。”保侨工作还没有展开，华侨仍有许多不便之处。如果说这还算小事，那么代表中国来日本的政府官员的形象问题，则总算是要紧之事了吧，但似乎也难如人意。朱公亮将军作为中国特派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总代表，也就是中国驻日的最高长官，他抵达日本时，报纸上却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梅汝?看着报纸，情不自禁地发出“叫人愧愤、愤怒”的感慨：“我们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办得太差了！昨天在机场迎接的连一个中国新闻记者都没有。又何怪今天外国报纸上一个字都不提。”再如，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十五年之久，按理说中国可以提出的战犯证据应该是最多的，但恰恰相反，中国所能提出的证据实在太少，翻译更是人手少，很是让梅汝?的同事向明思（即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中国检查官向哲浚）痛苦，“牢骚很重”。
惟国家为重，虽生死未惜。身处异国，在胜利审判的特殊关口，如何利用战胜国的身份与地位，为国家争得应有的荣誉与尊严，是梅汝?耿耿于怀的。梅汝?深知，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应有的维护。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自我激励，表达自己的责任感：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３月２９日，在法官下榻的帝国饭店，顾一樵特意买了一把三尺长剑赠予梅汝?，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梅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一樵正色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闻听此言，梅汝?激动地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惜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虽说如此慷慨激昂，但要真如此顺风顺水谈何容易？！在梅汝?与同事的交流中，一个经常的话题，就是“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此类喟叹之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顾一樵回国的前一夜，梅汝?、向明思、顾三人长谈到晚上一点半钟，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对战败的日本深存戒惧之心。“在感慨重重之下，我们互道珍重，互祝努力而别”。“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主要是指剑拔弩张的内战和危机重重的经济状况。有一回，梅汝?、向明思在中国驻日本的总联络官王淡如将军的房里深谈，至晚上十一点多。“我们谈到国事，尤其是东北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大家都不胜感慨系之。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梅汝?与同事们也去各地参观，但国事日非，常常让他们没有好心情。到戏院小坐，“大家对于国事日非都是感慨万端。楼下舞厅里虽有日本歌舞表演，乐声铿锵，我们也没有心思去观光”。除了打太极拳，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读报，但报上似乎总是没有让他高兴的好消息。在中国联络官办公处看东京中央社收录发布的电讯，这是除了两份英文报之外他们可得到关于国内的惟一消息了，但“翻来覆去尽是些国共东北争夺和特价不断飞涨的消息”，“除了一些共军攻击某处，占领某处，和某人调长某厅……之外，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都不曾有。乘兴而往，败兴而回。其实这是我早应料到的”。要不就是如“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这样的大标题，小标题则有“三百万人在湖南等地要饿死、飞虎陈纳德将军组织空运队投发救济品”。此外还有醒目的中国新闻，如“国共两军竞赛占夺长春”、“满洲大规模内战在发动中”、“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内战”之类。“这些新闻看了真叫人泄气。处身外国的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对东北日益白热化的内战，梅汝?时常想起在长春的内兄静轩和三弟汝璇。更可叹的是，国内战事不止，竟至于要美国马歇尔返华调停，报纸上刊出大字报道：“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自己的事要人家来干涉，这如何说得过去”。等到马氏调停无效，共产党攻下长春，蒋介石决定五月一日以前“还都”南京，除了担心亲友的安全，梅汝?更担心五月五日的国民大会是否又因内战关系要延期了。在这位爱国者的心里，此时他前所未有地期望一向多难的祖国能够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口，化干戈为玉帛，走向坦途。国共问题丝毫无解决的征象，马歇尔似乎也没有多大办法。朱公亮告诉梅汝?说：胡佛到东京曾与麦克阿瑟畅谈数小时，对中国事情颇表悲观，所以他对记者询问华事时严守沉默，仅说中国灾情惨重而已。一方面是战事未休，而另一方面却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上海的煤已经贵到四十五万元一吨，而据方秘书说，鸡蛋也涨到了一千元一枚。这成了什么现象！”
战后的东京，成了战胜国炫耀胜利的舞台。胡佛之后，艾森豪威尔、英国海军司令福拉塞、美国对日赔款委员会主席保莱等各方要人都接踵而来，大搞阅兵、庆祝酒会等庆祝活动。梅汝?写道：
可惜我国正在闹内战，太不争气，否则名驰全球、功播印缅的孙立人将军还不是照样可以大露锋头吗？写至此，我不禁为我国国际地位之日趋堕落悲，我真要投笔三叹了！
外患刚息而内战方炽的恶劣局势，实在让梅汝?这位努力为祖国争荣誉的法官在外人跟前抬不起头来。“中国的倾慕者”、美国法官希金士憧憬于中国之游，对他印象极好的梅汝?本该盛情相邀才是，但他觉得一定要有专机才行，“国内纷纷扰扰，谋交通工具一定很困难”。这位老希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了专机，梅汝?还不得不警告他：对中国之行“希望不要存太高，否则必定要失望的。”在帝国饭店，“懂得一点中国真相”的外国军官并不以报上大事渲染的“中国内战”、“长春争夺战展开”、“中国饥荒――几百万人在吃根叶和泥土”等问题相质询或作谈话资料；法官同事们天天看到中国糟糕的新闻却守口如瓶，绝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绝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梅汝?感觉这是他们的“修养很好”，“大概就是所谓‘君子人’（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的特征吧！住帝国饭店有这一点好处。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是问长问短，倒是要使我们这‘五强之一’中国人难以为情了。”有一回，刘专员告诉他，刘和美军一位下级军官交涉华侨配给的问题，美军官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刘专员对他进行了反驳，他又说：“算了，我们谈别的吧，中国为什么还要内战？我们谈谈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争的是什么，好吗？”这样的言论不绝于耳，而“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在梅汝?看来，当时的英美人士，“由于中国目前的纷乱，不争气，大都把我国八年浴血苦战的成绩置之脑后了”。麦克阿瑟“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似乎还不健忘”，苏联和英国报纸攻击麦氏扶持日本进行普选尚非其时，必无良好结果之可言，而“我国虽忝居远东四强之一，但是自己内战方酣，百废不举，对此类事自亦不暇顾及，只好装聋作哑，噤若寒蝉了”。这实在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战胜国的国际形象不相称。所谓弱国无外交，即使是战胜国也不例外。在战后，美苏之间明争暗斗，充满矛盾和对立。英国“一味捧美国”，而“我国地位很难处，无怪公亮将军遇事采取折衷态度，有时宁肯保持沉默”。
想到我国前途的荆棘和国际地位堕落的危险，梅汝?常常半夜不能安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危险在国外的人大概要比在国内的人看得清楚得多。”在一切以利益为转移的原则的影响下，即使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付出过惨痛牺牲、做出过决定性贡献的国家，都可能面临着被国际遗忘忽视的危险?这怎能不令梅汝?扼腕长叹！?
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常常刺激着梅汝?在对比之中进行深长反思。住在帝国饭店，令他想起上海，日记中说：
这样一个套间，我想若在上海的大旅店，它的租金每天至少恐怕都要法币两万元。一个简任官的薪金，付一个礼拜的房金就光了，其他一切不必谈。想到这里，又是不胜感慨系之矣。我们的政治真是要破产了吗？难道政府真的要让中国的一切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都穷死饿死吗？人家战败国事事都有办法，至少想办法。而我们这战胜国，号称“四强之一”的战胜国，竟是一筹莫展，真是叫人羞惭无地了。
真可谓虽然暂时身居华屋，但想起故园破败，总是坐卧不宁。在去外地游览的途中，梅汝?看见日本的房子――无论是农村住宅或是街市商店，都用玻璃木板砌成，根本没有高墙厚壁，更没有门上加锁、锁上加栓之类。“表示他们以往的治安不成问题，不像我们兵祸连年，盗贼遍野，就是太平盛世也得各自检点门户。我感觉中国一向的政治只是消极的，只要没有人造反，推翻王朝，便是太平盛世，至于人民的教养、卫生，那只有委之天命和老百姓自己。只要‘风调雨顺’，自然会‘国泰民安’，政府是不多管闲事的。”“想到我国农村阴沉沉的情况，我不觉毛骨悚然”。坐专机在日本中南部游览，深受触动的梅汝?有很深的感慨：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我们从天空看看他们的成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事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们，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哩！?
在横滨一带，他看见许多劳工团体的结队游行，秩序良好，男女工人衣着整洁，身体壮健，千万人群中毫无营养不足的现象。他真奇怪为什么美军还天天替日本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在东京，男女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青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而且红光满面：
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提携政策，麦克阿瑟声称日本“已渐走上真正民主之途”。梅汝?以为这虽未免过于掩饰，但“确使日本经济上占了不小的便宜而渐渐走上复兴之途。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我们胜利的中国对照，使人怎能不感惶愧”。美国也有睿智之士对日本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如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美国著名政论家、远东问题权威欧文・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他以亲自到中国与日本考察的经历为依据著文警告：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拉铁摩尔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梅汝?在《日本时报》上看到转载的这篇文章，认为“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拉铁摩尔还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主张?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利益去打算。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梅汝?赞赏道：“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他把这篇文章剪下寄与他认为当时“最关心国际时事的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
虽然是战胜国，但真正的胜利还很遥远。最主要的是，中国要借助这一机会，努力自爱，自我团结，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对国内近况的感叹中，梅汝?说：“我们的国际地位由于八年的浴血苦战，无比牺牲，已经赚得很多，倘使自己不争气，眼见这个地位就要堕落了。”在旅日华侨招待茶会上，华侨请他发言，梅汝?郑重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侨胞言行要特别检点，处处要保持大国国民的风度，以配合我们已经取得的很高的国际地位；第二，希望侨胞要保持团结，不可分裂，遇事要采民主作风。事前充分讨论，自由发挥，但是一经公决，一定都要服从多数，大家绝对遵守，不可别立门户，法外生枝。二十年前他在美国留学时目睹欧美各地华侨不团结、爱分裂这一最普遍的毛病，所以在此特地强调。美国法官希金士对中国表示友好，告诉他一般美国人最感亲切的民族是中国人，梅汝?深知这并非虚伪，“不过我们得争气才对，否则仇者所快必然是亲者所痛”。日本币原内阁倒台，朱公亮向盟军总部提交说帖明确反对呼声甚高的继任人鸠山，“日本首相人选要中国人同意，这要算空前创举！愿我中国人努力自爱，团结建国，善保其国际地位！”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福拉塞海军上将在新闻记者谈话会上说中国人民都愿意英国保持香港。中央日报记者张仁仲君当场与他大事争辩，梅汝?特意在日记中称扬：“总算勇敢露脸，可以稍微纠正这班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者的信口胡说。”有一回张仁仲与梅汝?合影，并对他在法官座位次序问题上能够保护国家应有的地位表示庆贺，说必定打电报回国去宣传。梅回答说：
这是我国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我个人实无功绩可言。只要我们国家努力和平建设，国际地位必可保持不堕。倘使国家不争气，我们的地位在任何国际场合中恐怕都会一落千丈。
二
作为赣地先贤，梅汝?的身世之于笔者并不陌生。他出身南昌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除他之外，其家族中百年间先后走出了清末学者梅光羲；茅以升先生的助手、桥梁工程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梅?春等多位文化名人，可谓重檐深院、积厚流长的乡绅世家。但笔者更看重的，是梅汝?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这一英美精英式教育的个人经历。正是这一教育背景，对梅汝?日后立身处世以及对社会、国家的看法等方面，都浓重地打上了特有的“清华印迹”，也使他的日记充满“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和屡次强调“要自己争气才行”的深挚情怀。
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势日绌的大环境，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与此前沉醉在“天朝大国”酣梦中的传统士大夫不同，许多有着开放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反省，一种“耻不如人”的悲凉意识贯穿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早在十九世纪，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指出：中国除军旅之事外，还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究其原由，“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足，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可耻而有可为也。”及到民国，最为突出的是知识界的核心人物胡适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系列雄文。其中心思想，在于承认“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还提出了“五鬼闹中华”的说法，并强调：“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到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侮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胡适致徐志摩信）――同样是对“自己不争气”的担忧。胡适的这一论调，长期以来被视为百般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但百年的视野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其中寻常中的深刻。而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是，他们所提倡的“耻不如人”，并非一己之自暴自弃，更没有走入悲观的歧途，而是“知耻近乎勇”，慷慨自任，主动担当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冯桂芬立誓“知耻而自强之”；胡适坚信：“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废！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再论信心与反省》）悲观与灰心永远不能帮助我们挑那重担，走那长路！”（《悲观声浪里的乐观》）针对国粹主义，他提出，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引起新的信心，民族信心必须放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上。民国以来，政治糟糕得一塌糊涂，目睹国家的“不争气”，知识分子痛感“抬不起头”来，这是民国年间的普遍现象，否则他们何尝愿意如此“百事不如人”。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受辱，更是多有恨国民政府不争气的清议。在《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一书中，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杨公素先生曾回忆说，当时学生激起无限爱国热情，“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国民政府太不争气，中国军队太软弱，这个学校太不爱国”。而反躬自问，精英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如蒋廷黻忿忿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知识分子与政策》，转引自许纪霖《瓷器店中的猛牛》，载《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因为中国的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太怕清议而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所以以倡导“好人政府”的群体为代表，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与行动的经世之士；他们认为要拯救国家的贫弱，不要怪别人看不起自己，而要自己争气才行。实际上，很多读书人本来并不热中于谈政治，但对此情此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书生拍案而起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承传了传统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流脉。梅汝?所耿耿于怀的“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和“要自己争气才行”，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这种“耻不如人”的责任意识与自觉警醒的折射。
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此后终生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人生道路可能各异，但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依归，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说梅汝?“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屡次强调“要自己争气才行”，与他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清华精神”大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赵建林编《解读清华》，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一文中的说法，“清华大学精神”至少有三个特点，其第一者，即是耻不如人（另两个为讲究科学、重视实干）。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人的民族耻辱感，似乎较其他人更为强烈。作为预备留美学校，清华本身就是美国利用中国“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用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代“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这种屈辱的身份，无疑令清华人的心境分外复杂。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１９３５年“一二九”清华人表现出民族雪耻的激情。“‘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梅汝?１９１６年考入清华学校，直到八年后毕业赴美，在清华度过了形成他价值观的青少年时期。“明耻”意识，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中。据赵存存《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曾任山西大学法学教授的梅汝?》（载《党史文汇》２００２年第４期）记载：１９２９年他留学归国后曾应聘在山西大学任法学教授。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想想看，有着这种现代教育背景的人，如何不会时时长恨“自己不争气”，而拼命呼唤“要自己争气才行”。
说起来，我们已经遗忘梅汝?太久了。网上有文章说，梅汝?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二十世纪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他写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但未完?；而中日关系“良好”时，各方的人们则不愿提及他的名字。在中国法律向苏联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梅汝?像大多数那一代中国法学家一样，遭遇了冷藏的命运，在孤寂和凄凉之中赍志而没。“文革”中，他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从东京“郑重将事”、不辱使命、天下称扬的审判法官，到晚年不为人知的外交部顾问，个人的升沉穷通，固然是梅汝?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胡适之说，“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不合理教育的影响，社会产生了一种思维倾向：遇到问题，大家不是去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和这个民族误入歧途的动荡折腾，而总是简单地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外人。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日本拒绝正视历史、时时抹杀历史的做法，给全世界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令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更是无法容忍。梅汝?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这是一个经历过历史重要转捩大事件的智者的告诫。但面对此情此景，仅仅有民族主义激情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像梅汝?所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那样：“我们得争气才对?”“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日记》，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７月版，２６．００元）?
